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顾问。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战同志从1980年代初开始参与上海市政府及全国性决策咨询研究，并从1992年起主持上海市决策咨询工作。主持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中国加入WTO上海行动计划纲要》《上海洋山集装箱枢纽港论证研究》《未来十年中国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2050：迈向全球文明城市》等重大决策咨询研究。

以下为王战演讲摘编：

各位金融界的朋友，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做些交流。今天我谈的是自己对形势的一些思考、对“十四五”的一些建议，不涉及到“十四五”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

一、当前形势问题

“十四五”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界定：

（一）这是最为关键的五年。

明年是开局第一年，也是建党一百周年，第二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现在百年老党已经很少，这一节点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迎战百年变局考验的五年。这是最为关键的五年，抓准了，未来发展才有保证。

（二）这是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五年。

2008年后，世界经济长周期从一个相对繁荣期进入了相对衰退期，呈现出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而世界经济低潮时期，也往往是各国国内阶级矛盾、宗族矛盾和民族矛盾较尖锐，右翼思潮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时期。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非常复杂。

（三）这是最需要形成系统合力、出成效的五年。

这一点也是基于前面两点判断的逻辑结果。下一个五年，需要最能够出成效的战略举措。如果“十四五”搞得平平淡淡，就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未来这五年？可以从两种视角出发：

（一）“百年看五年”——从百年未遇大变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五年

“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有很多种说法，我把真正称得上“百年未遇大变局”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

1、当今所处的社会阶段。我们已经从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至少是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社会，但今天所有的制度仍然是按照工业化社会来安排的。如果说工业化社会为地球安装了肌肉系统，信息化社会就是在安装神经系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走过单片机、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四个阶段，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地球建立起了“神经系统”的“大脑皮层”。

但地球拟人化过程还缺少“神经中枢”。现在工业化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处于“神经分裂症”的阶段，因为还没有统一的游戏规则。现在讲的很多技术争端，实质上就是反映这个问题。我判断第一个百年未遇的变局或者说是250年以来的一个变局就是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而且走到了信息化社会最难解决的阶段，也就是第五个阶段，即形成游戏规则，制定统一标准。

2、生态问题。虽然气候变化一直存在，但21世纪是量变到质变的拐点。20世纪90年代初，调研得出至2050年地球海平面将上涨0.67米。当时我们不敢置信，但现在海平面已经上涨了18厘米，同时这段时期内青藏高原的冰川后退了50公里。还有气温上升、极端天气的发生等等，都是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生态问题还会带来公共卫生问题。总之，生态变化将给人类带来变化，21世纪是人类与地球共存亡的时期。

3、逆全球化与新兴全球化并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信息化推动着全球化。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现象增加，它并没有主导世界，也不以某个国家领导人意志为转移。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者在美国的霸权衰落过程之中，都始终存在逆全球化现象。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4、信息文明与生态文明在21世纪将重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所论证的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暗含着“工业化社会”这一前提。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之后，信息技术造就了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共享经济就是一个例子。

而生态文明是反向重构社会经济形态的。马克思曾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坟人，现在多了一个掘坟人——生态危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二）“一年看五年”——从疫情暴发的今年来看待未来五年

今年的疫情，说它是“黑天鹅”说小了，说是“灰犀牛”也太小。大家认为现在经济情况不好，都很忧虑。纵向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当然焦虑，但我们不能类比曾经的高速增长，应该增加一个变量，横向比较。在全世界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国内控制得比较好，学生陆续复课，北京国际航班也开始逐步放开，这个信号很重要。如何利用好我们先行复工、复产、复学的优势？在“十四五”中，我们应该在哪些产业、在什么方面抓住机会？这一年的变化，对“十四五”会有阶段性的影响。

在“十四五”中，我们要重点把握几个问题：

（一）要防止世界经济长周期相对衰退期出现的重大“黑天鹅”冲击事件

疫情之后，美国出台的量化宽松政策蔓延到日本、欧洲。今天的金融形势已经变了，不能再用传统金融学、银行学理论来作解释。全世界发行了这么多货币，到底如何收场？我们搞金融的人要好好研究，以疫情形式暴发的“黑天鹅”对“十四五”会带来什么影响。

（二）要注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重构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对于产业转移，日本的做法比较聪明，他们到国外设厂分为几类情况，留在国内的称为母体工厂：第一类，国内能够将其零部件控制到80%到100%的，这类工厂一律不准向外转移；第二类，企业可以向东南亚转移，但不能向中国转移；第三类，局部向中国转移。有一年，我们发现硬盘没有了，全世界都在找硬盘，为什么？硬盘就是日本80%以上控制的东西，它控制核心零部件。而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国家应该控制什么东西呢？这也是“十四五”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三）辩证把握危机与创新的关系

危机和创新是兄弟关系，危机是哥哥，创新是弟弟。老一代产品市场过剩，过剩可能就产生危机，给企业带来债务、支付各方面的问题，但这也是创新产品投入市场、赢得红利的最佳时机。谁能够创新产品，谁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在此问题上，中国近些年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来我们只能等待创新产品进入成本竞争时，利用低成本赚点小钱；今天我们在量子通讯、5G、区块链、航天航空等一些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总书记对于这个问题抓得很准，多次提到我们必须自主创新，并对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要求。所以我们要把握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辩证思维，越是危机，越是需要创新。

（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逆周期调节管理有机结合

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争议。我认为由于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光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不够，“十四五”当中应该将其与需求侧逆周期的调节管理相结合。

二、个人对“十四五”规划的想法与建议

下面，我主要结合调研中的实际经历来谈谈自己对“十四五”规划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对全国“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第一条，建立有效市场竞争模式，形成新业态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不是空泛的概念，要有切实的市场经济模式加以落实，而经济模式的正常运转需要有适合的政策与法规作为保障。

目前市场上一些新业态的发展，如创新产业领域出现的“跟风现象”和投机行为，我建议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对新业态与创新开拓者进行适当保护，如给创新技术产业3年保护期，以政策机制来鼓励创新。

第二条，发展场景产业，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现在最大的蓝海是场景产业。要在产业蓝海中探索合适的领域，引导产业发展升级方向。有了平台经济以后，市场细分当中对应了很多用一种商业模式做出来的场景产业。比如“钟薛高”就是线上线下相连接的一个场景产业，“李子柒”的走红也可以说是个场景产业，同样是卖东西，市场模式不同，营利模式也不同了。

现在讲应用场景得很多，实际上我们没有好好考虑怎么把它作为一个产业。我们应提倡发展场景产业，引导数字经济时代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第三条，因地制宜提高各类新区发展水平。

上海的浦东是全国第1个新区，雄安是第19个新区，目前来看，全国做得好的新区不多。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要把新区真正搞好。

第四条，发展科技金融，规范金融科技。

我们在考察中发现了一家企业，它把碳纤维和瓷土做成一个复合材料，原来瓷砖是脆的，尺寸不能做大，一做大，一踩可能就碎了。而中国T300的碳纤维供大于求，瓷土和碳纤维一掺合，就解决了大问题。但是这样的小企业若要规模化生产、广告营销，资金远远不够。像这种企业不是等盈利以后，你再去投，而是在他如今最需要钱的时候，拉一把。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企业发展。

我们的科创板、创业板应该多去发掘一些这样的企业。我在铜陵看到一家企业，他抓住了体验经济的市场，让人们体验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在金融和实业结合当中，我们沉下心来可以找到很多机会。

规范金融科技这个问题，跟数字金融大有关系。从比特币和区块链的结合，到现在央行进行数字货币试点，实际上是个飞跃。从未来趋势来看，我们应该继续积极探索数字货币。

第五条，总结并推广各类乡村振兴的成果模式。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说乡村振兴，但是也应该看到乡村中剩下的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一些自然村也在消亡。我们应该总结推广各类乡村振兴的成果模式，在未来的乡村基建等领域寻找具有潜力的市场主体。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曾说，“碧桂园到了今天，有责任有条件为乡村振兴做点什么。40年前我种田，40年后我还是回去当农民种田。”冲着这话，我去东莞找到他，问你怎么振兴乡村？他的做法非常妙，在每个物业中搞“凤凰优选”，提供优质、优惠、健康的日用品和蔬菜。碧桂园“凤凰优选”的订单农业既解决了业主的民生问题，又助力了多少个乡村的振兴。碧桂园这一家企业，可能带动的“乡村振兴”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第六条，以城市群为载体，提升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的发展需要注重该地的城市群聚集示范效应，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第七条，大秦岭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这一条应列入国家总体规划。

大秦岭的生态资源这么好，在南麓，照理说应该比北麓经济发达，结果陕西南边是特困地区，这是我们人为造成的。大秦岭一共跨了六个省市（包括重庆），全长1600公里。因为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通常水是往东流，而它的水是往两边流的。今年总书记在陕西专门讲了大秦岭的问题。

再说说当代我们怎么治水呢？我们讲“一带一路”还讲互联互通，其实讲到水系，长江水系和其他水系也应该做到互联互通。珠江发大水的话，水往长江调，长江发大水的时候，就往黄河、珠江调，一条流域上下游互系。

第八条，东北振兴要做好开放文章。

东北和上海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经济取得过不错的发展，但后期经济发展减缓甚至陷入停滞。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北是俄罗斯，西是外蒙古，南是朝鲜，所以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我们认为，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这个门户做好。

第九条，实施文旅引领的西部开放开发战略。

原来我们做西部开发，就是想把东部产业转移过去，但是运输成本是建厂、销售等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区位经济的角度来看，西部开发要因地制宜。贵州当初几乎都没有道路，2004年贵阳国际机场整个客流量150万，而周围的桂林机场、广州机场、重庆机场、昆明机场等都是满负荷的。我们建议贵州做旅游规划，打造泛珠三角旅游的集散机场。贵州率先打开支线空域，高铁、高速公路也都相继起来了，现在整个贵州经济发展就上去了。西部地区重点发展旅游可能更合适。

第十条，长三角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打造五位一体的项目。即黄金水道、江海联运、大洋山的开发和临港新片区等要形成五位一体的工程。还有跨海通道，上海经过洋山到舟山去的跨海通道还没有，如果打通了以后，临港应该前途无限。

第十一条，海南要打造“和平之海”。我们建议从上海经过厦门、香港、三亚，再穿过三沙，到菲律宾巴拉望，再到越南下龙湾，形成一条中国的邮轮线，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

第十二条，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升级。我国约100个城市原来是工业基地，后来煤、矿开采完后，怎么办呢？这需要我们重视这类城市的转型升级。

第十三条，乡村体制改革，保证乡村振兴有序推进。随着乡村振兴的步伐加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自然村的消失。一些不适应人类居住的地方，人要搬出来，现在基本上采取这样的办法。村庄的减少带来一个问题，行政村是否保留？这是我们体制改革上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十四条，推广“一带一路”集群式的建设模式。美国扶持亚洲四小龙是有政治目的的，在我们外面造成第一岛链。我们“一带一路”也需要在点上着力突破。一个是缅甸，对着美国印太战略。一个是吉布提，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现在要打造成非洲的香港，可以跟法国合作。一个阿尔巴尼亚，当地老百姓对中国人很有感情，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到意大利打工，和意大利合作。第四个海参崴，和俄罗斯、韩国人合作。

第十五条，打造铁水联运、水运为基础的体系。中欧班列成本较高，水运是最便宜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水运和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空运形成立体化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这是高质量发展当中很重要的问题。

第十六条，合理选择中欧班列枢纽节点。这就是要考虑物流成本和效果最大化。

第十七条，进一步优化进博会贸易国别结构。我国60%的贸易基本上都是面向欧、美、日等国家。在加工贸易现在的变化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在“一带一路”上做文章。这方面上海是特别有机会的，因为进博会在上海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要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比如今天我买了非洲某个国家黑芝麻，发现这个东西很好，但是今后买的东西，很可能是中国投资到那边的园区生产的。这样才有可能把进博会做大，同时带动“一带一路”。

第十八条，打造“一带一路”的对外交流平台。就是前面讲到的景德镇一家企业将瓷土和碳纤维做成复合材料的事情，不多说了。

第十九条，加强国际合作，助力远洋捕捞走向远洋养殖。我们可以跟南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国合作，借助他们的海洋面积，以及我们优质的养殖技术，从捕捞走向养殖，不仅双方得益，也解决了这些岛国的就业问题。

第二十条，修正人均GDP统计。人均GDP的统计有一个不合理因素，这个关系到我们的决策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统计西部12个省市有多少人均GDP？它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其实其中一大拨人到东部打工了，其收益是东部取得的。如果他一个月收入两万块，其中汇回老家一万块，在东部自己消费一万块。我们按照户籍人口统计人均GDP，这样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误差，就是人为地看到了东西部的差距很大，其实按照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话，差距没这么大。

第二十一条，理顺央地财税关系，重构地方财税机制。我们需要改革机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第二十二条，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扩大内需。疫情影响收入，收入上不去，扩大内需就无从谈起。

第二十三条，混合经济改革，调动民企、外企积极性。继续推进国企改革，重视民企、外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加强网络应用培训，消除网络代沟，从而扩大内需。如今网络市场兴起，人们都在网上消费。可是，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网上支付，如果我们想办法把老年消费群体打开，内需可以获得大大增长。

第二十五条，推动地铁上盖建设，为城市人口提供居住空间。地铁上盖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1995年我专门到日本考察，发现他们充分利用地铁上盖，为大学毕业的人或者需要一室一厅房型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从而解决了低端就业人口的居住问题。这是我们“十四五”当中可以进一步细化的东西。

第二十六条，推广生态排水系统，从源头消除水体富营养化。这两年德国刚刚开始做这项工程，把生活用水下水、黑水跟灰水分开。从卫生间马桶下去的是有机物质，是黑水；洗漱用过的水含化学物质，是灰水。黑水还田，减少化肥的投入，中国是化肥投入最多的国家。

第二十七条，大力提升化危为机的理念。在危险中更要把握机会，抓住机会。

（二）对上海“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全国的“十四五”的建议。对于上海“十四五”的建议，我们需要确定上海在双循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有以下六条：

第一，最佳的宜居营商环境。上海最大的遗憾是缺少全国和全世界有名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董事长来这儿，对上海这个城市有感情了，项目应该就落地了。如果上海有50位顶尖的企业家和50位顶尖的科学家，那么今天的上海必定更具全球影响力。

第二，两翼联动。有人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就在青浦，其实不然。青浦代表的是绿色发展，连同大虹桥概念，它实际上示范的是协调发展。另外我们一体化试验是在新片区，试验的是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再加上“人民城市人民建”等发展理念，这才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新的发展理念。

第三，打响三个文化品牌。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很重要，抗战时期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所以日军希望拿下它，1937年爆发了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可以说上海在抗战当中功不可没。因此，“十四五”期间，上海要继续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第四，战略支撑。这个就不展开讲了，就是总书记交代的三大任务，再加上进博会。

第五，“五个中心”建设，要做一些新的考虑。比如说航运中心建设，集装箱枢纽是航运中心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它不是航运中心的全部。我们集装箱十年都是全球第一位，但是航运中心只排在全球第五位以后。它应该从转口贸易到离岸金融，形成航运服务业的一整套体系。

第六，“十四五”应该有大举措、大成效。上海应该在“东南西北”方位上做以下几件事：东面，上海高铁东站和机场结合，形成大虹桥2.0版；北边，在长江口，通过深水航道建成每年6千万吨的瘀泥，在横沙那边形成200平方公里土地。对于上海来说，地是最金贵的；南边，现在碧海金沙1.6平方公里太小了，应该把金山三岛围进来，打造一个50平方公里的碧海金沙，这样老百姓也会非常高兴。如果这个堤坝曲线造得好，将此和宁波堤坝直接打通，那边可以再瘀个一大片土地；西边，建议从生态着手建立一个环卫小镇，利用水系和边上的农田，打造循环经济，把化肥减量，甚至不用化肥，从而实现生态绿色一体化。

由于时间原因，以上是我个人对上海的建议。再次说明一下，以上所有观点仅仅是个人建议，仅作参考，谢谢各位！